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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见义勇.为无罪论”与法治精神之关联

来源:硕士论文网
  

 我国在推进法治进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在注重法治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快我国的法治进程,这是依法治国方略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关键。
  我国自古以来,作为一种美德的“见义勇为”都被人们歌颂与推崇。所谓“见义勇为”,换言之,是指为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据调查,我国每年仅“见义勇为”事件就有1.2万多起,同时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1万多起。目前,中国关于“见义勇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而仅有一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的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问题作了专门规定。因此,在我国关于”见义勇为”更多的只是一种道德评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譬如“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舍己救人”所描述的“见义勇为”等词汇主要是从道德层面来加以表述的。尤其我国当前发生了“南京彭宇案”、“佛山小悦悦事件”等公共事件,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整体道德水准在滑坡,社会也越来越冷漠。为了挽救社会道德,让社会变得越来越温暖,有许多民众大力呼吁“见义勇为者无罪”。实际上,这种凡是”见义勇为者无罪”的观点与法治精神是相违背的,它无疑成了我国推进法治进程的绊脚石。
  
  一、案情简介
  
  案情一2004年8月14日下午,从南充来成都的胡远辉和罗军二人驾驶摩托车,经过成都市圣灯乡附近时,抢走一李姓女子脖子上的项链后高速驾车逃逸。此时,被告张德军开着自己的奇瑞轿车正从一旁经过,听到受害人的呼救后,立即驾车追赶。在这一过程中,摩托车为摆脱追赶,最后与奇瑞轿车在一立交桥上发生碰撞,导致胡远辉从立交桥上摔下当场死亡,而罗军也受重伤,左腿截肢。2005年5月,胡远辉的家属和罗军向成都市成华区公安分局递交控告书,称张德军故意用轿车撞翻摩托车,造成一死一残,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2月28日,随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李斌审判长“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话音落下,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张德军见义勇为被告上法庭一案以张德军的胜诉而告终。
  案情二3月19日上午,广东韶关市新丰县的李女士遭驾摩托车的2名男子抢夺手袋。路过的市民余某发现后立即驾驶面包车追赶,在追赶的过程中与劫匪的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2名劫匪1死1重伤。警方认定余某驾车勇追歹徒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并将其行为通报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
  
  二、法律与道德关系厘定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一定地域内某个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在人类还没有正式的法律之前,人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各氏族成员的行为以及各成员之间的矛盾主要靠一些风俗习惯来进行调整。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关系也随之变化且愈变得更加复杂化,如果单纯的靠一些既有的习俗将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应运而生了。鉴于此,道德的产生亦像法律一样并不是完全的源于人们的内心,亦不是源于宗教神学,而是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仅靠风俗、习惯、道德的力量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的时候,法律便应运产生了。但法律的出现并不能替代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因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各有自己的调整范围,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属性,从哲学上讲,道德具有一定的价值性。 在西方法学流派中,自然法学派始终以价值分析法研究与探寻法律时,更多的将法律与道德联系起来,可见道德已成为衡量与评价法律善恶与好坏的一个标准。同样,我国儒家法律文化中也具此特征,如儒家思想中主张“德主刑辅”的思想观念对后世的法律都有一定影响。又如,孔子主张,法律中一定体现仁爱精神,同时法律应起到维护孝道的作用。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为孔子主张的对抗古时株连九族的一种非人性的法律原则。同时,他强调血缘亲情、孝道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古代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亦即把“父为子隐”的道德规则融合到法律之中。此外,在儒家法律文化中,荀子说主张“故非礼,是无法也”。正所谓法中有礼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亦即法律的制定不能违背道德礼仪原则,必须礼法结合。
  尽管法律与道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在某些方面还有共同属性,但二者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范畴,不能将法律与道德完全等同。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领域的法典,这恰好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质的区别。笔者认为,法律与道德尽管同属于社会规范,尽管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但它们是有本质区别所在的。它们各自的性质特征和调整范围不同,彼此不能相互替代。尤其我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如果人们老是习惯于用道德观念去衡量一个法律行为,这与法治精神是相悖的,更不利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三、“见义勇为无罪论”与法治精神相悖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弘扬法治精神”的要求,这表明我国已经明确选择“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中国法治文化源于西方,西法法治理念可以溯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给法治所下的定义堪称经典,他认为法治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家,无论是古罗马的西塞罗还是启蒙时期英国的哈林顿、洛克、戴雪,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还是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以及美国的潘恩、杰弗逊等均深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明确提出我国应该弘扬法治精神,而法治精神弘扬对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法治进程的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价值。“法治精神”就意味着在社会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权威,人人都会依法办事,各社会主体都会从法律的角度理性地评判人的社会行为,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不会以道德情感因素来对人的行为进行价值评判。而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下,作为一个多层含义的概念,“法治精神”包括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和和谐精神等,且这些精神是内在有机联系和融合为一体的。笔者认为,“见义勇为无罪论”观点与法治的”法律至上”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相冲突。
  
  (一)“见义勇为无罪论”有违“法律至上”精神“法律至上”既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又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作为法治基本特征的法律至上,“与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我们应当大力坚信法律至上,必须响亮地提出法律至上的口号,保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精神” jPH 。法治的决定性要素和核心观念是法律至上精神,同时该法律至上也是最基本的法治精神。法律是否至上便是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分水岭,法律至上更是法律统治是否实行的一个基本标准。故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法律至上的重要性,如果公民恪守法律,那么法律至上才能例行法治。“法律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各种官员只需对个别的特例进行裁决。” 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成法治社会,就必须对全体公民进行法律至上理念的培养,这对于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法治化,必须要培养和树立全体公民“法律至上”理念,同时这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对“张德军见义勇为案”以及“广东韶关市余某见义勇为案”,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民众以及执法、司法人员都大多因道德情感的角度对此类案件作出道德评判。而很少有人从法律角度及法治精神层面作出正确的评价与分析。笔者认为,关于社会上针对此类行为的道德评判有的违背了法治的“法律至上”性精神。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规制,相关的法律比较零散,除我国宪法的几个条款对见义勇为行为作了较为原则和笼统规定外,其他的法律规定主要分布在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几个部门法中。从法律概念的角度进行分析,见义勇为概念与无因管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诸多法律概念相关联。
  但这些法律概念与见义勇为有一定的交叉关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和等同。而我国,在大多数情况把见义勇为行为只当成一种道义行为来评判,而很少把它当做一个法律概念来阐释。而在我国所谓的大多数“见义勇为”的案例中,很多见义勇为都存在违法与侵权的现象,如果我们一方面只是为了从道德层面上来鼓励与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而更多忽视的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问题,那么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是相冲突的。针对本文上述具体案例来看,笔者认为媒体、普通民众以及执法、司法人员对“张德军见义勇为案”以及“广东韶关市余某见义勇为案”作出道德评判和得出了”见义勇为无罪论”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与法治的“法律至上”性精神是相悖的。
  
  (二)“见义勇为无罪论”有违法治的人权精神所谓人权“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的精髓,法治的人权精神植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中,用法律语言表述,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平等享有的权利”,“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J 。同时,在法治状态下,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具体而真实的,是由法律加以规定并予以保障的。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的一个宪法原则,亦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的价值所在。
  “张德军见义勇为案”和”广东韶关市余某见义勇为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理所当然是人权保障的对象,他们的合法权利理应得到平等地保护。笔者认为,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大力鼓励和倡导张德军及广东余某的见义勇为行为,应该对他们的行为作出积极的首先评价。但是另一方面在我国努力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不能仅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道德评价,还应该从法治精神的角度对他们的行为作出正确合理的评价。他们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生命与健康权。“见义勇为无罪论”公然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不尊重,这与法治精神是相冲突的。
  
  (三)“见义勇为无罪论”有违法治的公正精神就社会而言,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诉求的。_6_P¨ ‘正义,亦即法律的目的。” JP 公正精神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而公平正义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与法治有着本质联系,公平正义既是法治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治的美好形象。自古以来,人们都把法律看作公平正义的艺术,公平正义更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只有弘扬公平正义的理念,法律才能成为普遍尊重的良法,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对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越来越多。通过法治实现的社会制度文明,其基础应是公平正义。只有真正做到坚持公平正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法律才是受到普遍尊重的良法,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笔者认为“张德军见义勇为案”以及“广东韶关市余某见义勇为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理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规制,但同时他们的权利也应受到平等、公正的保护,这也正是法治公正精神的体现。
  在法治国家模式下,已经颁布生效的法律应当得到普遍尊重与遵守。衡量见义勇为行为人是否犯罪以及罪责大小应由法律来判定。见义勇为既不是一个严格的刑法概念,也不具有独立的刑法意义。见义勇为应以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制度规定,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个罪规定及民法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为依据。如果公民在见义勇为过程中,其行为触犯了上述法律规定,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可见,见义勇为的行为并不必然免责。这说明“见义勇为无罪论”是从道德因素去评判“见义勇为”行为,而视现有法律规范不顾,是情感意义上的“正义感”。
  我们应该在道德层面积极倡导“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但并不能成为法律的准绳。如果以“道德”、“好人”作为所有社会行为的衡量标准,那么法律的尊严就会时而被践踏,就会给那些以“好人”名义办坏事的人留有余地。这样,对于在所谓的“见义勇为”事件中受到侵权的当事人而言是非公正的,尤其与法治精神是相违背的。
  
  (四)“见义勇为无罪论”有违法治的理性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所谓“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理性是与非理性和超理性相对的,理性精神也就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人治需要依赖愚昧、无知、迷信、愚忠等非理性因素来支持,同时法治还得需要科学精神的支持。结合西方法治经验,中国要真正成为法治国家的前提,我们认为通过理性革命使民主、科学、法治所体现的法学精神能成为全社会的最高权威。[8]P189在法律实践过程中,见义勇为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存在侵权、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等都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因为在个别见义勇为者在涉事案件中被判无罪是对具体案件相关当事人行为法律后果的认定,并不能得出“见义勇为者均无罪”的结论。而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由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树立一种凡“见义勇为行为”均无罪观,将不利于我们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我们的权利就会经常有人“以见义勇为”之名来肆意践踏。因此,笔者认为,“见义勇为无罪论”是严重违背了法治的理性精神,持此种观点的人更多的是从道德与情感的角度对见义勇为行为作出一种非理性的评价。
  在法治状态下,要求公民针对具体的行为要给予更多的理性思考,一方面在作出道德评判的同时,也应依据法律对其行为作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这是法治精神的真正体现。凡是“见义勇为就无罪”,实际上是极大程度上赋予了普通人打击犯罪和私人执法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从警察、法院等国家暴力系统转移到普通人手中,那么我国暴力和侵犯人权将会难以避免。如果人们举着正义和做好事的旗帜从事任何行为均可以免责,那么就会造成以暴制暴或以暴易暴的严重后果或导致监用私刑和恶意报复等恶性行为的现象,这样便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这无疑是对法治的一种践踏,更是法治的一种倒退。
  此外,“见义勇为无罪论”主张的凡是见义勇为行为都是无罪的观点会让行为人在作出见义勇为的行为时毫无顾虑,只会抱着“助人为乐”的一腔热情而不会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度”及“合法与违法”的界限。思想家边沁曾言人类行为具有一种理想模式,人总是理性地从事行为。如果我们不一概主张“见义勇为无罪论”且在立法上对见义勇为行为加以规制,这样行为人在作出见义勇为的行为时会多一份理性思考,而不会出现像张德军及广东余某这样国内常见的见义勇为致人伤亡尴尬的案例。
  同时,我们也不能以拯救道德为由而忽视法治精髓。在中国当下,民众对“见义勇为”.的鼓励与弘扬,甚至偏颇地提倡作出“见义勇为无罪论”
  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南京彭宇案、广州佛山小悦悦事件确实暴露了我们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滑坡现象,相反,它也得让很多人对于“做好事”心存顾虑。好人有好报,是大多数人信奉的真理,正是由于施善行者得善果,才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行善。笔者认为,我们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亦不能忽略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时不能为了让社会更加文明、为了拯救我国Et渐滑坡的道德等成为反法治的理由。
  
  四、结语
  
  我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弘扬与践行法治精神的今天,任何社会主体的行为都应在法治的背景下对其作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判。关于“见义勇为”行为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我们只能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应对涉案所有当事人的行为作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裁判,而不应该更多地以“道德评判”来替代“法律裁判”。如果为了所谓的“改变社会冷漠”,而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于不顾,这不仅违背了法治的初衷,同时与法治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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