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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的兴起与现代法律体系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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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制度建构,社会法于20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产生,但作为一种倾斜保护形态,它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就其发展逻辑而言,社会法是不断进化而来的。随着社会法的产生,在一定范围的“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间,找到了恰当的界限,在法律体系的架构中,西方国家也从“二元法律结构”转变为“公法、私法、社会法并重的三元法律结构”
    关键词:公法;私法;二元结构;三元结构
  1传统法律体系的二元结构--公法与私法
  1.1公法、私法的形成。二元法律结构的特征是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是西方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成果,早在古希腊时代,着名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就区分了“公法”和“私法”,罗马人不仅在事实上区分了“公法”和“私法”,而且法学家乌尔比安还给它们下了准确的定义;“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在这里,乌尔比安是从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不同视角对公法和私法进行划分的。他认为,公法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私法是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
    近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复苏、市民社会的崛起、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日益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发生分离,从而促成了私法、公法相对立的二元法律结构。私法以个人为本位,被赋予了调整市民社会中私人利益关系的使命,其本质是保障权利,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系列授权性规范,民法也被称为“权利之法”;而公法的职责是维护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不得对之横加干涉,其以国家为本位,本质是限制极易扩张的权力。
    1.2公法、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罗马人,他们之所以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因为他们认识到: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形式,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罗马人的这种理论虽不是明晰、完整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理论,也未认识到两者的对立与合作,但却对后来的近现代公法和私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中后期,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呼唤,启蒙思想家们展开了对封建神学和专制主义法律理论的批判和冲击,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自然法理论和相应的政治自由理论。这套理论不仅粉碎了封建神学和专制主义法律理论的糟粕,而且为即将建立的新的公法和私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为其奠定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
    (1)古典自然法。古典自然法是主张以社会契约方式转让给主权者的自然权利(执行自然法的权力--公权力)构成公法存在的基础。公法是为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力而生。所以公法存在三大职责:服务、保护和仲裁。而以社会契约形式保留下来的自然权利则构成私法存在的基础。这些自然权利的实现,固然需要公权力的保障,但更依赖于个体自觉、理性的行使,私法即因此而生。由此,私法的性质和原则是自由、平等、自愿、公正,核心是“自治”.公法权与私法权的关系原则是:私法权优于公法权--公权力服务于私权利,并不得涉足私法领域;公权的行使必须受私权主体的监督,不得滥用;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民主、宪政和法治原则,构建起相应的政治法律秩序。(2)黑格尔的法哲学。在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上,黑格尔以思辨哲学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公法和私法理论。但黑格尔不是从抽象的自然权利出发,而是从市民社会人手来阐发自己的理论。首先私法的根源和目的在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公法的根源和目的却在于普遍利益,公法与私法在国家中获得统一。公法与私法表面上是对立,实质上却是统一于作为伦理理念现实的国家。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在从人的需要和劳动出发论证权利的现实性方面比自然法理论更为深刻,但他将市民社会和私法降为国家和公法的从属的做法则是保守的。这种潜在的国家主义倾向隐含着借口国家利益压制个人权利的巨大危险。(3)亚当·斯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竞争阶段,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适应时代要求取代了重商主义而占得支配地位。亚当·斯密把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同对专制制度的谴责结合起来,认为国家的限制只能破坏这种“自然的、最有利的资本分配。 在他的巨着《国富论》中,详细地列举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相互关系和出现的后果。自由市场经济为现代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斯密确信自由放任(让市场决定)的好处,因为他相信,自由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确保公正和平等,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势力,而不必靠干预。《法国民法典》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语言转化成了”意思自治“的法律语言。这与当时个人本位思想相一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因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携手而产生,从而形成了私法、公法相对独立的二元法律结构。
    2现代法律体系的三元结构--公法、私法和社会法
 2.1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社会法的出现。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并步入”福利国家“时代,国家和政府摆脱了单纯”守夜人“的角色,开始作为平衡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独立力量介入市民社会领域,成为市民社会特殊利益关系的协调人,干预经济生活。公法、社会法、私法的三元法律结构随着社会法这个新的法律领域的出现而产生。并且在三元法律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凯恩斯经济理论兴起、社会法学派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2.2三大要素划分的客观依据。(1)私法的客观依据。市场活动对权利、平等、自由的要求决定私法要与市场的自行调节相适应。传统私法的根本特征在于”自行调节“,即通过权利之间的自行性制约,达到保护竞争的目的。它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法律表现。
    (2)公法的客观依据。公法与权力强行干预相适应,由避免市场弊端的宏观调控需要所决定。传统公法的典型特征在于”强行干预“,即国家权力通过行政、刑事等强制性手段干预经济活动,以防止或纠正市场失控、保障社会经济秩序。公法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法律表现,它一方面保护权利的正常运行,另一方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在传统的简单商品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法律的调整作用基本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进行,两者相对分离又相互补充。(3)社会法的客观依据。社会法与利益平衡相适应,由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复杂的社会利益冲突的需要所决定。资本主义由自由转向垄断以后,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传统的法律调整机制--公法和私法一已经无法满足社会调整需要:私法的自行调节满足不了不正当竞争和控制垄断的需要,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因公法的强行干预而受损。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所带来的社会公害、风险因素有关,限制市场不公平竞争以及市场引起的公害,通过分散、转移风险,让公众来分担风险以减少损失是其主要的功用所在,体现社会互助合作的精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无论人们在理论上如何认识和理解法律,如何对之进行抽象,社会生活中的法律自有其具体而现实的存在逻辑。从内容上说,法律反映相应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方式;各种关于法律体系结构或构造的理论,都体现了认识和分析法律体系的不同视角和方法,也各有其真理性和局限陛。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决定了不同的法律体系结构,并由此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相关认识和理解。
    参考文献
 [1]意璨德罗·斯齐巴尼。民法大全选译·正义和法.黄风,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5.
    [2]董保华。社会法原论[M]冲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0.
    [3]董保华。社会法原论[M]冲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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